近来与公门中人周旋了几回，心里便积了些话。大抵是可说可不说的，但既已郁结，不如写下来，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我已尽量脱敏了，不知是否还能触动某些敏感的神经。

第一件，还是我刚到上海做事的时候。那日骑车过浦东滨江的骑行道的某段，恰逢什么活动，一位街道或社区的“长”讲完了话，后头簇拥着下属与记者，浩浩荡荡地在自行车道上步行。我只好捏闸缓行，等他们过尽了，才蹬上去。当时心里只暗骂两句，如今想来，倒觉那时的自己太驯良了。若换作此刻，我定要高声嚷一句：“一群人走在自行车道上，是不要命了么？”——何以有此变化呢？大约是经了些事，竟生出几分“公民”的胆气来？抑或是后来得了上海户口，凭空添了“主人翁”的幻觉？这念头令我悚然，因它分明带着皈依者的沾沾自喜，实在可憎。但有一点始终未变：骑行道便是骑行道，不是穿了公服，就能将规则踏在脚下罢。

第二件，是近来的。同事说，某日九点钟，因有领导赴附近开会，交警便临时管了路口，不放行人，待车队过了再说。后来者不知就里，见绿灯举步，却被交警以严父严师的口吻呵斥回去。同事将这事转述，我听了，血便往头上涌——既然非要在这闹市时段走车，何不六点来呢？那时行人稀少，谁也不耽搁。既然要人配合，好声气说一句“劳驾”，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难道不通人情？偏要摆出“你欠我”的脸子，实在令人气闷。

我如此义愤填膺，实在因那之前一周，我刚在派出所领教过一遭。为一件民事纠纷去报案，民警开的单子错了两次，我跑了三趟。第二趟时，两位同志齐齐劝我，意谓我是在寻隙。我咬定这是正当权利，终究我手里有铁证，他们便忽而显出大度来，抚慰我几句。我向来是个顺毛驴，吃软不吃硬的，若对方肯认错，我也便罢了。但开口“寻隙”那刻，我心里确曾战栗，仿佛兔见狮子，那种压迫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好在我没有退缩，总算把话说通了。于是发现他们又写错而跑第三趟时，也便很顺利地做完了。

然而事后好几夜睡不踏实。我所不平的，无非是许多公务员仍自居“家长”；可大家不过是凡人，并不比谁多三头六臂，也未必能克制自己的脾气。做父母的，被孩子指了错，若不肯认，反要恼羞成怒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；真正难得的，是弯下腰来说一句“是我错了”。你再思忖：公门不过是件工作罢了，与你我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。君可听闻，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？我思前想后，人民倒更像是供养公门的父母。

上海已是我见过民最不畏惧官的地方了。我在12345上投诉过十来回，虽不尽如意，但那份平等交谈的感觉，曾让我庆幸来了上海。可事情一升级，便又显出民的无力来。动辄说“小事闹成官司”，许多人便退缩了，省了公门许多手脚。看《今日说法》，仿佛打官司易如反掌，实则百姓心里总悬着“惹上官司”的阴云。更奇的是，我住的小区里，有人怕警察，有人怕街道，竟还有怕业委会怕物业的——物业真把自己当棵葱了。道理在你这边，原不该怕任何人，我亦承认，这大话说出来，我自己也做不到的，因这世上有太多局限了，但我仍常鼓励自己强出头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此后如竟没有炬火：我便是唯一的光。倘若有了炬火，出了太阳，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，不但毫无不平，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；因为他照了人类，连我都在内。”

还有些话，似乎说得太露，便改作一段寓言罢。

有一个人，姑且叫他老宫。日子安逸，便想追求长寿万岁。可他抽烟、酗酒、熬夜、暴食，一身恶习。他请母亲来管束。每至夜半，他又要对着酒肉短视频放纵，母亲便数落他，催他睡。他觉着痛苦，甚至暗咒母亲“这老不死的怎么不趁早归西”。母亲心寒，便不再说话了。然而静下来，老宫却慌了——没有母亲唠叨，他自知撑不住。母亲也终不忍，便再开口。于是母子达成一种默契：老宫仍偶有放肆，母亲一提点，他便收敛几分；老宫心里骂着，嘴上却道谢。母亲见劝诫有效，也略感欣慰。就这样，在放纵与管束之间，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条平衡木。

这平衡木走得稳不稳，我不敢说。但若有一日，母亲与儿子能平坐着喝茶，不必一个靠唠叨，一个靠忍耐，那大约便是另一番光景了。然而能企及的目下，我们似乎还都在那木上晃着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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